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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解斋主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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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不能简单地理解司马迁——析苏教版《<史记>选读》对“互见法”的误读  

2012-11-07 14:23:30|  分类: 教材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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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史记(全十册)
豆瓣评分:9.5分(12790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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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史记>选读》在《高祖本纪》后面设计了一道有关“互见法”的探讨题:“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方法。这种方法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桩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写在数篇中,参差互见,相互补充,在史记中,对有些传主的事迹,本传不做介绍或略作介绍,而详见于其他传纪中,关于刘邦,《项羽本纪》中有两段记载,但在《高祖本纪》中却未记载,这是为什么?从下面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刘邦什么性格特点。(见苏教版选修教材《史记选读》第51页)题下所附的两段记载一是关于刘邦逃跑途中推坠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下车的事,一是项羽以烹杀太公相要挟而刘邦耍赖的事。关于两段记载反映出来的刘邦的性格特点,教参所给的参考答案是:“从这件事(按:指刘邦推坠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下车之事)可见刘邦的自私自利和凶狠残暴”。“刘邦的一席话(按:指刘邦讲的分一杯羹的话),充分暴露了他自私无赖,残酷寡情的性格特点。”笔者认为,这种对历史的简单化的理解,既无助于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也无助于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探究问题的良好思维习惯。”长此以往,极容易使学生的思维变得僵化。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司马迁写史的原则,落实这个原则,在充分占有史料的情况下选择哪些材料来再现历史的原貌则是问题的关键。说到选择,自然不能没有史家主观倾向的参与,但少一点情感而多一些理性,或者让理性(这里最主要的是历史家的“史识”)绝对地占据主导也就成了一个伟大历史家和一个平庸的历史家的分野,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也正在这里,所以选择最真实,最能再现人物的典型材料来写人物,可以成为我们解读史记的一把钥匙。每个历史人物都是一个复杂的个体,简单化的呈现,将无法体现他们的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失去了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无法显示历史的真实性,所以选定材料之后如何安排布局(这一点体现了历史家的“史才”)又是一个问题。在笔者看来,进入本传和见之于他传的史料是司马迁为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所做的整体安排,是为揭示作人物性格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服务的,解读时,我们既不能把某个材料孤立起来作与整体割裂的解读,同时,也不能忽视材料内涵的丰富性和表达的复杂性而做简单化的解读,阅读《史记》,我们要站在复原历史真实性的高度,着眼作者展示人物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写作诉求,全面而深刻地透视、洞察作者笔下的历史事件,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作者之所以如此的深刻用意。

回到问题上来,《史记》的不同篇章在涉及同一事件时为了避免重复常常使用“互见法”,本意是在于让读者互参互见,以便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人物。所以,着眼人物的全貌来解读一个具体的事件,读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是我们必须首先遵守的一条原则。怎样理解刘邦推坠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下车这一事件呢?无疑,我们应该在把握本传中汉高祖刘邦的形象的基础上来理解,而不应该把它仅仅理解为本传之外的一个简单补充。刘邦是一个普通人,但他更是一个胸怀大志,规模宏远的帝王。楚汉相争,刘邦率领五路诸侯的兵马,共计五十六万人,攻打项羽。彭城会战中,汉军虽然死伤惨重,但实力尚存,民心可用,所以根本未失。刘邦战败后与数十骑随从一起逃跑,本来是想前往沛地,带着家人一起向西逃离的,但楚军派兵前往,试图捕获刘邦的家小,结果是“家皆亡”,一家人都逃散了。刘邦在逃走的途中遇到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于是就让两个孩子坐上车,一起逃走(“乃载行”)。但“楚骑追汉王”,情况十分紧急,情急之下,刘邦遂推下两个孩子,甚至多次实施了这个行为(“如是者三”)。司马迁记下这件事情,是否如《教学参考书》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了表现其“自私自利、凶狠残暴”呢?要弄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结合背景从刘邦的整个人格上去思考他这样做的动机。我们不妨推想面对紧急情况刘邦的三条出路:第一条出路是一起逃跑,与孩子生死与共;第二条出路是让孩子逃走,自己下车,以避追兵;第三条路是自己先逃,孩子暂时放下。这三条路,刘邦该选择哪一条来走,我们或许会觉得选择前两条比较合于人情和道德,而第三条则既不合人情,也有违道德。但以这一简单而又僵死的标准去衡量人物,显然缺乏对人物的具体理解,更难得史家之用心。从三条路可能会有的结局来看,一起逃走,危险无疑是最大,余下两条,要么是孩子先走自己留下,要么是自己先逃孩子放下。但自己留下,孩子先走,一旦自己被俘,则孩子乃至全家必无生理,而自己逃脱,孩子被抓,如果项羽留为人质,设法营救,尚可寄希望于万一。刘邦智者,面对这样的时刻,他应该有自己明智的抉择。他应该懂得“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作为三军统帅,他更应该懂得他不应当置数十万将士的生命于不顾,置消灭项羽、平定天下的战机于不顾而自甘束手。身处乱世,不把身家性命拿来做一番认真的掂量,那是不符合常情的,但刘邦的“掂量”不是一个普通父亲的“掂量”,作为一位胸怀天下的英主,在关键时刻,他要掂量的是事情的大小轻重,他要从大局出发瞻前顾后。刘邦推下孩子,从一个父亲的身份来看,确实称得上是“自私自利,凶狠残暴”,但从一个识大体,明大理,知轻重,胸怀天下的帝王来看,“冷酷寡情”四个字又怎么能够概括他这一行为的全部内涵呢?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所谓“分羹”一事。项羽想用“烹太公”要挟刘邦,以逼其投降,而刘邦不仅不为所动,并且还讲了一番极像流氓无赖才讲得出来的话来,对此,我们又该怎样看待?显然,仅仅用“自私无赖,残酷寡情”几个字来概括是绝对不够的。清代学者吴见思见得分明,其《史记论文》有一段很独到的分析,他说:“兵顿粮绝(按:指项羽),项王为此(按:指烹太公之事),乃急着也。已为汉王窥破,必不敢没太公,故为大言。”汉王何如人也,两军对垒,大局如此,此时此刻如果连项羽的这一把戏都窥看不透,又怎能战胜项羽而夺取天下?我们或许还记得在项羽声言要烹杀太公时项伯的一番劝词,项伯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以刘邦之精明和眼界,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在讲这番大话时心中不存有一个能为他讲话的儿女亲家呢?清代的另一位学者洪亮吉这样说:“烹则烹矣,必高其俎而置之,无非愚汉王,冀得讲解矣。汉王深悉其计,矫情漫语,分羹一言,虽因料敌太清,(然)逞才太过,未免贻口实于来世。”(《四史发伏》)  在笔者看来,我们之所以看不出史家的深刻用心,更多的倒不是因为刘邦“逞才太过”,而是我们在阅读时缺乏一种宏观的眼界和深细的眼光。清代王鸣盛从史记描写中总结刘邦的品格,说他唯利是图,顽钝无耻,“有急则使纪信代死,不顾子女,推坠下车;鸿沟既画,旋即背之;屡败屡蹙,不以为辱;失信废义,不以为愧也。”(见《十七史商榷?卷三》)细读之下,这种种判词,似乎多有一种以道德激情代替理性审视的嫌疑,这与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有很大背离的。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它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如何实现这一价值,从选材到再现甚至表现,司马迁都做了精心的思考和布置,并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因此,任何简单化的解读都可能导致对这一价值的削弱,而从教学的角度看,深入的探讨,充分的挖掘,正是养成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探究问题的良好思维习惯”的大好契机,这在教学过程中实在值得我们给以高度重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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